本期更多地关注设计中的技术支撑。吕昱达，龙梓熠，阎梓崴以张鹏举的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等内蒙古边地建筑实践为对象，探讨了内蒙古特殊气候环境的空间原型及应对策略，以及其中被动式通风的技术逻辑。朱亦民通过剖析洛阳东方博物馆之都研学营地设计，探讨了钢结构装配体系环境敏感领域方面的应用可行性。蒲仪军，李初晓通过一系列分析上海外滩老市府大楼的更新设计策略，讨论了历史建筑保护性修缮与改扩建的底层逻辑。于云龙，孙小晶，潘思如通过对巴西圣保罗艺术广场的设计分析，探讨了公共空间改造的创新路径，指出巴西的城市更新实践在公共空间改造方面呈现出显著的切近性和包容性。苏恒，邹子敬，江立敏剖析了海南省三沙市文体馆设计策略，指出气候适应的被动生成有多种表现方式与实现路径。

  随着中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城市更新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和实践领域的焦点。传统的公共空间更新设计通常侧重于物理空间的改造，缺乏系统性的策略来增强空间活力和街区的可持续发展，轻易造成社区割裂和公共性衰退。相比之下，巴西的城市更新实践在公共空间改造方面呈现出显著的切近性和包容性，具有较高的启发性和借鉴价值。文章通过对巴西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圣保罗艺术广场的分析，探讨了公共空间改造的创新路径。该项目位于圣保罗市中心，通过修复历史建筑与现代设计的结合，形成了一个具有着强烈社会项目特征的公共艺术空间。设计不仅注重物理空间的重构，更强调通过基础设施介入和艺术融入来激发公共生活，增强空间的切近性和包容性，从而成功实现公共性的再生。这一案例为中国的城市更新提供了新的设计视角和理论参考。

  引文格式：于云龙，孙小晶，潘思如．城市更新视角下的公共空间改造提升：以巴西圣保罗艺术广场为例[J]．时代建筑，2024（5）：92-101．

  主持设计师：马塞洛 · 卡瓦略 · 费赫兹，弗朗西斯科 · 德派瓦 · 法努奇

  伴随中国的城市发展向存量时代转化，城市更新日益受到业界和学界的关注。作为一种促进城市复兴的政策与实践手段，城市更新通常旨在恢复城市活力。然而，过去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城市更新往往忽视城市保护和均衡发展，导致社区割裂和邻里关系的解构。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公共建设量的增加并非必然能带来公共空间品质的提升。分析城市公共空间的便利性、风貌、公共生活等维度不难发现，公共性成为衡量空间品质的关键指标。[1]

  人类学家项飙提出“让人情不自禁”的概念来形象地描述理想的公共性，并用“切近性”来定义其核心特征。他认为，良好的公共性应能使个体感到自由而不压抑，同时让空间触手可及、便于参与，并激发人们主动参与。[2]在此基础上，公共空间的设计标准应不仅考虑“物理空间”层面，更应包含“社会项目”层面的考量，满足大家的多层次需求。这一“人—空间”的关系揭示了公共空间在城市更新中的重要价值。

  然而，当下城市更新中建筑规划设计的“界面化”趋势正在影响真正有切近性的公共空间生产。追求精致、消费主义的网红式街区风貌设计日渐流行，是否覆盖昂贵的干挂大理石外立面等材料甚至成为公共空间品质的重要指标，社区和街区等地方单元中的大量真实日常生活则在界面化的浪潮中被牺牲。但是，当下中国城市更新中的公共空间再生，要关注具有真正公共性的案例经验，尤其是兼具“物理空间”与“社会项目”的设计。和项飙的观点类似，鲁安东同样认为真正的公共性应该关注“人—空间”关系的恰当呼应，“建筑师应该找到设计的手法去干预，去激活在当代的技术人文条件下，人和空间的复合关系。”[3]

  目前，已有一批实践与研究案例在关注有切近性、能够包容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人群的公共空间改造设计方法。对上海市24个城市微更新代表性案例的调查表明，社区是社会项目的有效基本单元，具有包容性的社区公共空间、社区自治组织和社区花园艺术是改造提升公共性的有效手段。[4]对深圳市城中村城市更新策略的研究性展览则显示基础设施和流动性是公共空间改造的重心之一。

  [5]艺术领域则呼吁当下城市更新应该重视艺术对空间品质的提升价值，城市不仅是集体生活的基础设施，各个群体和阶层都有进入艺术，体验城市精神内核的权利。[6]北京的小微公共空间改造路径研究则表明，在经济稳步的增长趋势放缓的当下，成本可控并且具有包容性的城市更新范例更具有借鉴价值。[7]上述研究提醒我们，在精致的界面化设计愈发蔓延的当下，要防范新的“千城一面”的潜在可能，要关注那些有包容性的城市更新社会项目，尤其是具有社区或街区尺度、关注基础设施手段、能够兼顾公共艺术开放性的案例经验。在全球视野下，巴西提供了需要我们来关注的田野。对巴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的研究综述显示，公共空间改造提升是巴西建筑学界的长久议题，甚至形成了“漂浮的公共空间”这一独特的城市品质。其中圣保罗的艺术广场案例尤其有代表性。它在街区公共活力提升、基础设施介入，以及公共艺术的开放包容等方面提供了显著的借鉴价值，也因此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关注。

  巴西建筑事务所（Brasil Arquitetura，以下简称“事务所”）设计完成了圣保罗城市更新项目“艺术广场”（Praça das Artes）。建筑师马塞洛·卡瓦略·费赫兹（Marcelo Carvalho Ferraz）与弗朗西斯科·德派瓦·法努奇（Francisco de Paiva Fanucci）从基础设施视角出发，将公共空间视为有社会意义的项目。这一项目在材料和美学表达上，追求切近性和大众性，突破了精致士绅化的局限，展现出更具包容性的社会艺术形态。事实上，拉美建筑在城市公共空间的探索中积累了大量原创性成果，尤其在公共性、经济性和艺术性上提供了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全球经济提高速度放缓的背景下，探索精致主义和消费主义之外的、更具切近性的公共空间表达，具备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图1、图2)。

  2. 基地总图，自上而下，顺时针围绕基地的三条道路分别为康塞莱罗克里斯皮亚诺街，圣若昂大街和安汉加巴乌谷大道

  在国际舞台上，拉美建筑在公共空间再生中的“社会项目”创新早已引起关注。2015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举办“建设拉美：1955—1980年建筑”（Latin America in Construction: Architecture 1955–1980）展览，精确指出了拉美建筑在“公共空间”上的重要贡献。

  [9]这一评价部分来自巴西和国际建筑评价线年代起，拉美建筑，尤其是巴西建筑，在公共空间的艺术性与公共生活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和创新，以回应国际上对其社会关怀不足的评价。

  对巴西而言，20世纪50年代崛起的圣保罗学派更是将“社会项目”作为建筑思想与教育的核心。尽管“社会项目”的内涵在不同建筑文化中有所差异，但是对公共空间和公共性提升的意识贯穿于巴西现当代建筑主流文化中。从第一代圣保罗学派开始，阿蒂加斯从意识形态和社会公平角度构建了建筑作为社会项目的理论；普利兹克奖得主保罗·门德斯·达洛查（Paulo Mendes da Rocha）强调了公共空间的基础设施作用，[10]直言“如果这是一个空间，这就应该是公共的”

  [11]，“城市乃为所有人民”[12]；丽娜·博·巴蒂以民族志视角探索巴西土著和东北历史城市的地方传统，提出建筑作为社会艺术的观点，从日常生活和平民的诗意出发，为城市更新和公共空间提供了独特的美学取向。[13]正如巴西建筑史学家鲁思·维尔德·泽恩 (Ruth Verde Zein)所言，整个圣保罗学派的转向可被视作一场社会艺术的变革。[14]马塞洛和弗朗西斯科在圣保罗学派的鼎盛期——20世纪70年代——进入圣保罗大学建筑学院学习。毕业后，弗朗西斯科曾师从巴西粗野主义先锋建筑师约阿基姆·格德斯（Joaquim Guedes），而马塞洛则在1977—1992年间跟随丽娜·博·巴蒂实践工作，同时他们合伙的建筑事务所也开始慢慢地开展项目。1979年，在马塞洛的带领下，事务所赢得了第一个项目——坎布伊市政厅（Paço Municipal de Cambuí）。这座建筑兼具教育部大楼和圣保罗学派的一些典型特征，整体风格是粗野主义，形体简洁的方盒子坐在粗壮的底层架空柱子上，外表皮既有粗糙的楼板层结构露出，同时楼层通高又覆盖着遮阳板。建筑外表结合了粗糙的楼板层结构和通高的遮阳板，通过遮阳板构件回应了南美天气特征情况，同时也保留了柯布西耶现代主义五点原则。这种遮阳板设计原是里约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前的典型特征[15-16]。当时巴西建筑主流正在发生转向，里约学派的影响力正在慢慢地减弱，而圣保罗流行起来的粗野主义开始占据主流，坎布伊市政厅可以看作是马塞洛等人当时在不同趋势的竞夺中的实验性作品，反映了他们在风格转型期的探索和创新（图3）。

  跟随巴蒂的设计学习显然给马塞洛带来了新视野。他参与了庞培亚文化体育中心（SESC Pompeia，1977—1986年）和安汉加巴谷大道（Vale do Anhangabaú，1981年）城市更新竞赛等多个巴蒂领衔的设计项目。马塞洛被一致认为是巴蒂建筑理念的继承者，他们合作的家具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艺术广场项目也明显吸收了巴蒂的社会艺术特质，结合了事务所在创造城市公共空间上的强烈意识，与所在区域的城市更新紧密结合，展现出优秀的公共性品质(图4、图5）。

  艺术广场项目的用地位于圣保罗市旧城的27号地块（Quadra 27），这是一个政府主导下的城市更新典范。20世纪初，该地块所在的街区已经是圣保罗商业与文化中心。位于该地块的圣保罗戏剧音乐学院（Conservatório Dramático e Musical de Sấo Paulo，简称“CDMSP”）成立于1904年，是圣保罗州首座古典音乐与戏剧的高等学校，最初由一座钢琴商店大楼改造而来。作为巴西首屈一指的专业艺术机构，该学校及其剧团是当时圣保罗市的重要文化标志。学院新古典风格的建筑立面与辉煌的室内装饰，彰显了街区曾经的时尚与文化地位。这座初建于1876年的历史建筑，已经被列入巴西国家历史与艺术遗产委员会（Instituto do Patrimônio Histórico e Artístico Nacional, 简称“IPHAN”)的建筑遗产名录中。

  同样位于该地块的开罗电影院（Cine Cairo）也是一座知名的历史建筑，一度极为繁华。但伴随着旧城中心的衰退，这两座建筑一度停用，附近建筑因为长期废弃被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占据。

  [13]129-131城市街区的破败催生了消极空间的蔓延，夜里帐篷遍布街道，不少人因毒品或药物滥用而滞留。20世纪末，圣保罗市政府启动了一系列城市更新项目，以促进市中心复兴，改善公共空间和修复历史建筑，包括“圣保罗市中心功能与都市再生计划”（Programa de Requalificaçấo Urbana e Funcional do Centro de Sấo Paulo，PROCENTRO）在内的一系列城市更新项目开始启动 （图6、图7）。

  3.1公共基础设施介入：加厚重构地形艺术广场项目始于2006年，“巴西建筑事务所”负责整饬修复了音乐剧院的室内部分，作为圣保罗市弦乐四重奏团的驻地。很快，音乐剧院的后院内被三条相邻街道夹出的空地也被纳入项目中。事务所在项目之初就与市政府文化处合作，希望能将该区域的建筑整合，推动区域性城市更新。市政府对四周旁边的房屋进行了收购、征收和诉讼收回，为整个街区的更新奠定了基础。

  2012年，项目完成了第一期改造工程。至2017年，艺术广场初步完成，至今局部仍在扩张，逐步形成了一个复杂而系统的城市更新示范项目。

  马塞洛的设计理念是“将建筑视为城市化，为行人提供更多的公共空间”②[8]

  ，通过基础设施和公共空间的介入，试图强化27号地块与城市空间结构之间的联系。正如马塞洛所说，这个理念来自于1981年他与巴蒂共同参加的安汉加巴谷大道城市改造项目竞赛。在巴蒂的设计中，双层高架桥将高速流动的车辆从地面上抬离，将地面转化为花园和广场。然而，这个方案当时被看作是“恶作剧”[18]。三十多年后，马塞洛在安汉加巴谷大道上，重新拾起了这一基础设施导向的设计策略。马塞洛将街区内部的线状隙地打开，同时拆除沿街局部建筑，隙地完全接入外部街道，将隐藏在街区内部的私有空间转化为公共通道。剖面上，场地被划分为地下停车场、地面行人广场和音乐剧院综合体三个功能区。其中地面层成为一个完全对外开放的城市街道，借助坡道、前庭阶梯和广场，形成一个吸引人群、留住行人的公共广场（图8、图9）。

  项目利用了康塞莱罗克里斯皮亚诺街（Rua Conselheiro Crispiniano）和安汉加巴乌谷大道（Vale do Anhangabaú）之间的坡形地形，向下挖掘出两层空间作为地下停车场，可容纳约200个车位。停车场上方的平坦地面作为公共广场使用，极大地提升了地块的公共空间利用率。

  音乐剧院的入口位于圣若昂大道（Avenida Sấo Joấo）一侧，建筑的外立面与街区外立面拉齐，仿佛一个被两侧建筑夹起来“悬浮”在二层半空的盒子，盒子下方就是入口广场，这里将柱子彻底地隐藏了，形成一个开敞空间，可以承载各种公共活动。为实现视觉上无柱子的悬浮感，建筑在向下挖掘停车场的时候，就沿着两侧旧建筑的边缘布置了细密的补充柱网。具体做法是利用直径40 cm的挖掘套管，套管内有一个连续的螺旋钻，在钻取地基土壤的同时灌注灰浆。横竖布置的柱网如同混凝土的护坡堤，不仅保证了周边旧建筑的结构安全，而且为实现建筑悬浮效果提供了稳定的大跨度结构基础。

  从学校入口的广场进入内院，较为安静，这里既是学校的室外教学场所，也是附近社区居民的休闲场所。广场延伸至另一侧的前庭广场，紧邻安汉加巴谷大道。前庭广场有适合午餐和聊天的公共阶梯，旁边是改造后的快餐铺。这片舒适开阔的前庭也成为艺术基金一系列公共艺术活动的理想场所，无论是室外舞蹈活动、雕塑展览，抑或是临时展厅，都能在这条狭长开阔的广场中找到比较合适的位置。建筑师通过引入人行辅道和停车场，实现了他与巴蒂最初的更新理念：地面让给行人，让不同人群都能拥有更多安全的公共空间。项目的功能需求分散在三个高层建筑组团中，分别是乐团机构、学校教学以及文献与行政管理中心。艺术广场成功地将公共生活、教学活动和圣保罗繁忙的交通环境重新组合在曾经封闭的内院空隙中。马塞洛不再拘泥于经典圣保罗学派所钟情的完整简洁的建筑体量，地形设计更复杂，从而使大众能够与艺术更多接触的同时，保持专业性活动的独立运转。艺术广场项目将公共基础设施置于私人空间的组织核心中，从而使得项目复杂的功能需求在不同建筑层上都能通畅地与城市发生对接。其设计策略的核心在于对公共基础设施进行加厚处理，不但可以增加公共空间，更重要的是能够将差异整合入一个连贯系统（图10~图24）。

  在区域性的城市更新项目中，如何协调新建筑与历史建筑之间的关系，既涉及遗产保护，也关乎区域性城市风貌的未来演进。经过多轮城市化，27号地块周边已经完全被现代混凝土盒子所包围，建筑普遍采用灰白色混凝土搭配横向长窗；繁华的安汉加巴谷大道两侧则多是密斯式的玻璃盒子，展现出全球现代办公空间普遍追崇的时尚风格。进入遗产保护名录的音乐剧院建筑则是典型的新古典风格，相较周边的城市风貌，剧院有精心推敲的立面比例、精致的檐口装饰和大理石切割纹路，上下两层重复排列拱形窗户给整个立面以秩序感。艺术广场的新建部分从两侧将建筑包裹其中，在音乐剧院旁边形成一个开敞、低调的入口，既与封闭的街道界面表现出差异，也突出了音乐剧院。入口上方是学校，檐部略微低于音乐剧院，两座建筑的立面尺度基本和谐一致，但是新建学校的立面开窗选择了自由布置，窗洞大小不一，与音乐剧院富有秩序感的立面形成视觉差异。

  在音乐剧院的另一侧，毗邻的建筑在材料性表达上与对面的学校形成呼应，提醒人们这座音乐剧院属于一个更完整的项目。这是一座板式高层建筑，外表面的材料同样使用了木模板纹理混凝土，通面覆盖赫赭色，与学校的材料性完全一致。艺术广场的开窗方式与两侧的其他建筑完全不同，窗框微微突出，与其他建筑的横向长窗形成对比。整座建筑既没有模仿新古典建筑遗产的风格，也有意与圣保罗现代主义的城市记忆保持距离。表皮呈现上采用了经济性较高的混凝土，和巴蒂一样，用色彩和乡土性来表达材料性，马塞洛与巴蒂合作的庞培亚文化体育中心项目中，就呈现过这种与底层百姓生活紧密联系的混凝土乡土质感。巴蒂称之为长期苦难和手工艺传统积淀出来的生活诗意，是平民建筑（poor architecture）的本线]

  在全球建筑材料的文化史中，这种表达乡土感和原始感的表皮处理并不鲜见，但在不同地方社会中又有不同的表现侧重。[21]

  在巴西，这种纹理尤其让人联想到贫民的建筑美学，也映射出巴西社会中夸张的贫富差距。例如巴蒂就用“废墟”式的窗口设计来表达这种贫民的诗意。马塞洛则又有不同，他的乡土质感更具体面感，与贫民窟相差甚远，也无意表现社会阶层的巨大差异。相较而言，更接近大众建筑（popular architecture），既不追求士绅化的精致表皮，也不特意追求政治性的符号表达。在历史主义和技术主义之间，马塞洛更希望提供一种体面的大众生活美学。正像一位艺术学校的学生对马塞洛所说，“（马塞洛）博士，你能想象一个来自郊区的孩子能在这样的房间里跳舞吗？难以置信的好，对我而言这是最好的。”③ [18]

  4.1 走向基础设施城市主义城市更新是当下中国建设领域的热点，全国各地都出台了涵盖不同尺度与类型的城市更新纲要。以上海为例，人民政府提出了城市更新六大行动，④

  涉及的城市更新尺度从单栋到区域性不等，例如多/高层建筑为主的商务楼宇城市更新，以及区域性城市更新运动等[22]

  。目前在社区尺度上，2 000m2左右的微更新已有大量实践案例出现，有效地提升了社区公共活力。[4]大规模的城市更新项目时常以工业区升级或者大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导向，多集中在郊区。对于内环老城区而言，街区尺度的区域性更新项目中，公共性需求对日常生活丰富性、交通效率和艺术性的需求更为复合，艺术广场通过加厚地形的基础设施介入策略可提供有效的参考路径。圣保罗艺术广场所呈现的基础设施城市主义有两点值得借鉴。一方面，设计从一开始就围绕基础设施介入展开建筑的功能组织，将内院的废地组织为一条公共道路，接入圣保罗的城市交通系统中；另一方面，建筑作为城市化手段，复合了包括交通、休憩、艺术、教学、停车、交流等一系列城市生活。换句话说，建筑师没有仅仅为城市增加一条提升便利度或生活圈的交通道路，而是通过加厚地形的操作，创造了丰富的“人地关系”，提升了公共空间的切近性。

  根据圣保罗市政府的规划，艺术广场项目的目标之一是创造市民接触艺术的机会。[18]

  与传统封闭式的博物馆或商场不同，事务所选择将音乐舞台与开放的城市广场相结合。通过入口的大型阶梯以及内院的广场，以及咖啡和室外餐厅等，项目为丰富的公共艺术活动提供便利的场地与设施。这不仅为市民参与艺术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也为音乐学校增加了教学空间。建成后的评估调查显示，该区域的公共活力确实较改造前有较大的提升。马塞洛等人主动将内向的废弃空间整合为公共街区，将乐团与舞蹈等所谓“高级艺术”融入城市日常公共生活。这种渐进式的激进设计模式提供了极具借鉴意义的公共性再生路径。

  4.2 向当代巴西建筑的公共空间转向学习巴西在公共空间上的创新为咱们提供了一个全球视野下当代建筑的演进前线。从世界建筑历史的脉络来看，早期巴西现代建筑以独特的地域气候环境为特色，酝酿出独特的巴西现代主义，而当代巴西建筑则依靠空间的社会艺术转向，在全球建筑版图中更新自身的特色。

  从历史源流来看，马塞洛的设计实践与圣保罗学派有明显的渊源，同时他与巴蒂的探索代表了巴西现代主义中的独特一脉，展现出对巴西当代建筑新路径的独立追求。艺术广场中，人工重塑的平坦地形，漂浮的屋顶，上下之间形成的开阔无柱的公共空间，让人联想到圣保罗艺术博物馆（Museu de Arte de Sấo Paulo，MASP，1968年，图25）。巴蒂设计的这座博物馆通过将建筑悬挑起来创造的巨大公共空间，使其成为保利斯塔大道上一个绝佳的公共场所。

  圣保罗艺术博物馆以巨大而鲜艳的梁柱强烈地代表着圣保罗学派的结构之力，马塞洛等当代巴西建筑师则一直试图通过消隐结构表达来获取更加完整、突出的集体性公共空间，1970年达洛查的日本世博会巴西馆（Brazilian Pavilion for Expo 70，Osaka，图26）可被视作这段趋势的开篇之作

  。作为一个临时性作品，它只有悬浮的屋顶和起伏的沙丘地形两种建筑元素，屋顶与沙丘的交界处，柱子消失了。

  26. 日本大阪世博会巴西馆，1970年艺术广场标志性的无柱入口和覆顶广场可以看作是对达洛查作品的回应。建筑同样取消了外露的柱体，整体形体简单，与巴西馆如出一辙。不同之处在于，艺术广场没选代表现代和通透轻盈的玻璃盒子，而是选择了混凝土，用乡土气质的黄褐色赭石表皮，从两侧将新古典的剧场包裹，形成完整的立面。从街道外部来看，新古典的剧场与现代的玻璃盒子以及乡土质感的混凝土表皮，仿佛从古典走向现代之后又被更新为乡土。这种混合的状态反而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巴西的现实：既不完全都市，也不完全乡村。全球南方的众多地区都与之相似，一度向往现代化的西方，而后批判性地认识到现代性本身应有的多元性。技术进步并不完全代表现代性，乡土和都市混合而平衡的状态才是众多南方国家的现实状态，其中同样蕴含着城市更新的未来状态，重要的是提供一种面对现实，并且体面而平民的公共空间。这可能反而是全球南方所普遍需要的，一种面向日常社会活动的公共现代性。

  （图片来源：图1~图3，图8~图24来自“巴西建筑事务所”（Brasil Arquitetura）提供，并在此基础上由作者增加中文图注；图4、图5来自马塞洛提供；图6、图7来自圣保罗戏剧音乐学院官网提供（）；图8、图9来自丽娜·波·巴蒂基金会(Instituto Bardi)提供；图25由于云龙拍摄；图26来自佚名）

  ④ 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的《上海市城市更新行动方案（2023—2025年）》（沪府办〔2023〕10号），城市更新六大行动包括：综合区域整体焕新、人居环境品质提升、公共空间设施优化、历史风貌魅力重塑、产业园区提质增效、商业商务活力再造行动等。

  [1]童明，王澍，王世福，等.“高品质公共空间的协同营造机制”学术笔谈[J].城市规划学刊，2021（1）：1-9.[4]华霞虹，庄慎.以设计促进公共日常生活空间的更新——上海城市微更新实践综述[J].建筑学报，2022（3）：1-11.

  [5]王逸凡，王子耕，刘晓都.影响与抵抗：南头古城城市更新策略与实验[J].建筑学报，2018（05）：42-46.

  [6]任超，王中.艺术都市体系下“软城市”系统构建[J].美术研究，2024（02）：122-126.

  [7]冯斐菲.公益基金撬动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提升[J].建筑学报，2022（03）：28-32.

  [8]吉列尔梅·维斯尼克，于云龙.漂浮的建筑与公共空间的创造[J].时代建筑，2024（1）：91-101.

  [10] 于云龙，张晓春. 塑造“城市的纪念碑性”：圣保罗州立艺术博物馆保护更新设计中的空间转化[J]. 建筑师，2021（04）：87-95.

  [15]于云龙，李翔宁.合作性现代主义：巴西建筑与“新国家”的形成(1930-1940年代)[J].建筑学报，2019（7）：109-114.

  [16] 裴钊，王如欣. 巴西现代建筑中的两次历史构建[J]. 建筑学报，2019（05）：84-88.

  [19] 托马斯·豪克， 蕾吉娜·凯勒，沃尔克·克莱因科特，编. 基础设施城市化[M]. 朱荣，徐怡丽，陈宇，译.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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